机构改革后还要做些什么？怎样将责任进行有效划分？

　 机构改革终于尘埃落定。新一轮的调整，是一次对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重构。同时，我们也要清楚的认识到，新形势下，任何机构框架的确定和调整，都要与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合，才能发挥效用。

　　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环境、要素结构均处于巨大的变化中，建立与之匹配的政府机构框架和职能框架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，齿轮咬合的好坏，关乎到结构转型的快慢、设置的科学与否，则牵扯着部门间能否协同高效的推进政务。

　　原则上讲，“大部委”的出现，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之前部门职能重叠造成的资源浪费；一个部门统一协调管理，则更有助于集中力气解决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、难点问题等，它意味着行政效率的提高，但与之对应的是，能否形成足够有效的监督机制，即一旦产生问题，谁来对其负责；有没有奖惩机制，问责机制？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机构改革强化了事中事后监管。它的提出，恰好弥补了之前多部门之间由于职能重叠，一个行政资源下来，相关部门都集中在审批环节，直到中期、后期问题发生，往往出现推诿扯皮，无人负责的不正常现象。

　　将行政资源从事前审批，转移到事中、事后监管上来，本质是好事情，但究竟下一步如何规范，在机构调整后，怎样将责任进行有效划分，出台更加严格的细则？有更高一层的监管机构，它的意志能否对现行体制形成刚性约束？

　　实现这一切，恐怕还要有赖于推进对机构编制管理的法制化进程。建立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，对机构的数量、职责、编制核定以及后期监督出台更为具体的细则。同时，还要强调的是，进一步严肃机构编制纪律，对增设机构、超编进人予以明确的处罚，避免出现之前机构改革后行政机构臃肿、编制膨胀的复苏景象，用法律取代传统的人治，是建立行为规范、廉洁高效的管理机构的唯一途径。

　　我们应当清楚认识到，裁撤机构、合并相关职能，并不代表是搞“大一统”的集权主义，而是要彻底扭转之前政府在工作中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。在理顺职责关系的同时，政府要做的是，重新界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，既要学会管住自己的手，也要学会将权力下放。

　　中国经济发展至今，已经明确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可以预见的是，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，才能为经济增长释放出更多的空间。放开多年行政壁垒，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前提。 

　　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，减少政府对微观管理实务和具体审批事项，改变过去政府机构“抓的太多、管的太宽”局面，在“放”上做文章，意味着一方面，给予地方政府充分的自主权，另一方面，着力推动治理重心下移，把资源、服务、管理更多的放到基层，唯有此，才能激发地方政府、基层人员的工作动力和创新能动性。

　　当我们聚焦于民生，会发现民众所期望的有关环保、就业、医疗、食品安全等方面的诉求，构成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而调整后的政府机构，则需要解除一切横亘在民众间的不适当的、不合时宜的制约因素，真正踏下心来，以民生需求为导向，将构建服务性政府理念根植于其中，而这些，决定着本轮机构改革的成败，也考验着的管理者们的铁腕魄力。

　　我们不难看出，这一次来自执政者的决心，同样，需要意识到，破解政府机构的体制弊端，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每一次来自体制内的变革，必然会牵动各方利益，但今日机构改革所取得的种种，显然，会为日后中国经济腾飞注入一次新的动力。